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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864年7月，湘军攻陷了太平天国的都城天京。正当所有人都应该为此欢呼时，慈禧却收到了十几封充满不满情绪的奏折。这些奏折的内容有些不同，但核心意思却出奇一致：太后，朝廷当前的第一个任务是处理曾国藩兄弟。 这些奏折的作者们有的引用了古训，提醒慈禧“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”，有的则直白地表达了对曾国藩的嫉妒与不满。比如，僧格林沁，这位强硬的蒙古贵族，一直瞧不起曾国藩的湘军，觉得他们不过是乌合之众。看着这支“乌合之众”居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，僧格林沁心里火冒三丈，甚至建议慈禧，朝廷应该宣布湘军洗劫江宁的罪行，剥夺曾国藩的爵位，并将曾国藩的兄弟们都押到刑部审问，再彻底解散湘军。
按理说，曾国藩如此主动放弃权力，应该能化解所有问题，但真实的情况远没这么简单。在中国的权力斗争中，越是权力博弈还没有彻底结束，暗潮涌动的局面就越是微妙。因为在中国的权谋中，“诚”字常常被视为一种伪装，是用来掩盖“欺”的工具。 比如，曾国藩虽然提出裁军，但他在真实的操作上却并没有立刻采取行动。这让朝廷产生了疑虑：你说要裁军，为什么没有立刻执行呢？难道你这是在拖延时间，为了暗中谋划什么吗？ 如果曾国藩的裁军只是个幌子，那么朝廷就麻烦了。首先，舆论会觉得朝廷对功臣不公，接着，可能会说朝廷恩将仇报。如果曾国藩利用裁军为借口，反而有可能以“被逼反”的理由对抗朝廷，这样朝廷的处境就更糟糕了。 在这种复杂的情形下，朝廷能做的唯一选择是通过巧妙的手段，迫使曾国藩迅速做出决定。慈禧深知这一点，她善于利用隐秘的手段，通过不动声色的方式迫使对方履行承诺。
官文接到上谕后，立即带着一队人马乘小火轮赶往江宁。但他并没有立刻见曾国藩，而是先躲进了一个偏僻的寺庙里。晚上，官文带着一群人偷偷潜入曾国荃的营地，盗走了营中的花名册。他将花名册上的几十个名字抄了下来，伪造了一份湘军哥老会成员的名单。接着，他迅速将这份名单带回给曾国藩，让曾国藩看到这份捏造的名单后，心中震惊。 曾国藩看到名单后，心里不禁沉了下来。虽然他之前听说过湘军中可能有哥老会成员，但是没有想到名单竟然如此详细。为了确认和保证名单的真实性，他决定做出详细的调查。调查的最终结果表明，名单上的内容与营中的花名册完全吻合，证明这份名单不是捏造的。 此时，曾国藩处于非常被动的境地，他只得承诺要严惩名单上的人。但官文却提醒他，这样做对曾国藩来说并没有好处，反而会陷入更大的麻烦。官文建议，既然曾国藩要裁军，那么这份名单的问题就能随之解决。曾国藩此时恍然大悟，觉得官文说得有理，便接受了他的建议。 与此同时，沈葆桢也开始行动，他以搜捕强盗为名，扣押了萧孚泗回乡的大船。沈葆桢从船上查获了大量的金银财宝，并发现其中有一些女人。这样一来，曾国藩就很难解释这些财物的来源，尤其是他曾经否认天京城有金银财宝的说法。 当这些消息传到曾国藩耳中时，他感觉到很困惑。他知道，这不是朝廷单纯的揭短，而是一种变相的逼迫。他发现，慈禧似乎是在通过这一些细节逼迫自己赶紧裁军。再加上僧格林沁的军队已经南下，并且在多个地方驻扎，显然，朝廷正在密切围困湘军。 慈禧的权谋确实高明，她不仅通过揭短和诬陷来逼迫曾国藩，还通过这一种隐形的威慑迫使他不得不做出决定。最终，曾国藩意识到，不管他再如何拖延，朝廷已经下定决心要他履行裁军的承诺。而慈禧给了他一个“软梯子”——萧孚泗回家奔丧的理由，这让曾国藩在心里明白了：自己已经别无选择，只能按照朝廷的要求行动。
从此，曾国藩再也无法拖延裁军的决定，慈禧通过巧妙的手段逼迫他做出了最终选择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加多
